沉痛悼念朱德发教授

沉痛悼念朱德发先生

刘增人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十八点四十分，尊敬的朱德发老师因病医治无效，竟然撒手人寰，驾鹤西去！顿时中国现代文学界沸腾起一派悼念、回忆、致敬的浪潮：萨支山先生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李斌先生代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刘勇先生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杨剑龙先生代表上海师范大学、何锡章先生代表华中科技大学、张全之先生代表重庆师范大学、杨洪承先生代表南京师范大学、王卫平先生代表辽宁师范大学……纷纷发来唁电，温儒敏先生从北京大学发来纪念的文章，魏建、李宗刚、贾振勇领衔的“朱德发先生治丧委员会”迅疾成立，讣告正式公布……。从北京上海，到南国北疆，朋友们、学生们以各种方式表达不尽的哀思。我和朱德发老师非常有限的交往片段，瞬间被激活，也变得无比灵动、鲜活起来。

上月16日早饭后，我徘徊在山师翰林大酒店中厅。刚刚和多年未见的解洪祥兄话说彼此的思念并且互嘱珍重，就看见朱德发老师在李宗刚搀扶下步入。我连忙前往问候。朱老师说早上起来有点头晕，他们说不要来了。我觉得已经说好，不来不大好吧？说着话头一转，问我你的书，评奖结果如何？我答以恐怕还没有开始，结果殊难预料。朱老师笑笑说：放心吧。虽然评奖、评项目这些事，难免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但总体还是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平。你的书还用担心吗？不需要看，只要摸摸，还不够重、不够大吗？还要怎么才算重、才算大？说着说着他为自己新鲜的说辞感动得“噗嗤”一笑，我那颗悬悬的心，也“噗嗤”一下落地。说着，笑着，我们一前一后，走进会议室。他不让搀扶，自己手握扶梯，慢慢走上二楼。

开幕式后是合影。之后是第一场大会报告。我被安排为主持人。朱老师是第二位发言人。规定每人15分钟。我向吕周聚会长请示，问能不能通融一下，不要公开阻止朱老师的发言？吕会长说可以，但为了一视同仁起见，计时的信号还是要按时响起的……。朱老师此番发言，一反常态，极其按时。计时的信号一响，他就草草收兵，把想讲的许多话，统统压缩为一句结束语。我的任务完成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朱老师的身影。也没有多想，也许是学生们“挟持”走了，也许是他需要休息。却万万没有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与朱老师的相会。

4月，朱老师与一众专家来青岛大学为周海波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开题会作指导。会议日程安排得很满，白天朱老师被他的学生们围得水泄不通，晚间还要看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很想请朱老师到家里稍坐片刻，给他斟上一杯杭州的朋友寄来的明前龙井。但我知道自己的斤两，没有作这样无益有害的争取。一直到朱老师离别的饭桌上，杨立华书记安排我“陪陪朱先生”，我这才有机会。朱老师的饭量比我大得多，也能小饮。我祝他健康长寿，他居然把小半杯红酒一饮而尽。酒杯一放，就开始指点我们的学科的症状：一言中的，直指要害，痛彻心扉！他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这个学科，更热爱这个学科，因此也更心痛这个学科！他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山东的“掌门人”来给我们把脉点穴的，焉能不句句切中要害？

2016年6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理事会。朱老师是被郑重邀请为嘉宾出席。我则是秘书长误把我作为“在岗”的理事发出预备邀请函，我也就将错就错“出席”，向各地专家介绍青岛的现代作家故居。朱老师的主旨演讲超时一倍，我也超时五分钟。我一直在听会，朱老师却常常不在会场。我知道又是学生“绑架”去了，或者是哪家大学邀请去做报告了。晚间吃饭，海大的朱自强先生要我和朱老师坐在一起。他小声问我“老冯”“老cei（崔）”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好，只是腿不能走远路，上下台阶也吃力。冯老师更厉害些，大夫说应该做手术，与其晚做不如早做，早做少受罪。不料朱老师很激动：大夫说大夫说，现在的大夫有几个是凭真本事看病？没听说老百姓总结吗，医院医院，远看象天堂，进去是银行。进了医院，净等着交钱就是了……。我也附和着说，听说东北有一位老者，去世两天了，医嘱还在开药，一天吸了几十个小时的氧气……。朱老师长叹一声说，大夫也好，学者也好，德，还是最重要的。没有医德，哪有医术？人品有问题，学问也好不到哪里去！——拐了一个小弯，他立马又回到他的生命的原点：学术、学术、还是学术！

会后，我和孩子们编著的一套关于文学期刊的书，费尽周折，总算印出来了，不料却深陷在一派令人惊异不止的冷漠之中。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果。大约是11月间，我的母校与我联系，准备联合几个单位，开一个研讨会，推介此书。我自然非常高兴，而且知道这一定也是朱老师的心意。12月3日，是那个冬天最冷的日子。北京、天津、江苏、浙江、河南等地的三十几位专家济济一堂，来评价我这部命运多舛的书。朱老师作主旨讲话，即充分肯定该书的学术价值，又设身处地为编著者的难处多多设想。朱老师的发言，构成了会议的主旋律。会后，他又把发言扩充为万言雄文，在C刊《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上正式刊布。文章把该书跨越时代的历史性价值剖析得鞭辟入里，对于编排的程序则提出了不同的设想。正是鲁迅所倡导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科学文艺批评的路数。朱老师的书评，引发了不少同人的一致共鸣。读完朱老师的长篇书评，我心里感慨万千！想我既不是朱老师的同乡、同学，也不是同事、师生，我不知道朱老师寓所的大门向何处开，朱老师也没有得到我奉献的一蔬一果，平常连电话也极少。他却认真地翻阅这部500万字的大书，从前言看到后记，然后屏神凝息，从大处立论，从细处切入。连我自己也未曾体悟到的一些好处，却往往被朱老师一言切中，令人不得不击节赞叹！我和朱老师不过是学术研究道路上的同路人，他是长者，我是后学。我敬他思路清晰，观念超前，以五四文学研究开篇，以青春诗歌研究殿后，寓激情于理性深处，擎风旗于时代前沿，所以万人敬仰！他看重我不言放弃，不鹜高远，愿意为他人作嫁衣裳……。翻看朱老师的十卷本文集，感觉到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幸运。举凡在学术的道路上愿意砥砺前行者，几乎无不得到朱老师的奖掖庇护，诱导鼓励。

都说是驾鹤西行，可有谁知道那条路有多崎岖多漫长，山几程水几程？知道者已经无言，能言者并不清楚。我们唯一明白的就是那里是人生的归结，大家迟早都要去报道，因此朱老师绝不孤独！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过：“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我写不出可以当歌的华章，权且以此未经修葺的拙文，略代心香一瓣，祭悼我心中的长者！

朱老师，一路走好!呜呼哀哉，尙飨！

2018年7月12-13日

（作者简介：刘增人，青岛大学nb88新博唯一官网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脑力劳模“体大思精”的结晶

——读《朱德发文集》有感

范伯群

十卷本《朱德发文集》的问世，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界的一套可以传世的文稿。它的传世性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文集描绘了我们这个学科在成长发展的道路上，曾经经过“突出重围”、“纵横求索”（引自《朱德发文集》第一卷的（代弁言一）：《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十余载有感》中的两个小标题）的艰辛历程。这是一个需要有挣脱思维定势的勇气、并向中外古今的优秀文学取经的漫长过程。我们这个学科从它成立起就预示着必需要经过这样一个突围和求索的过程，然后才能经得起成为“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也并不是说我们过去走过的路是走错了，我们过去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但我们过去的“视野”有局限性，它还不能还原历史的全貌，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满足于这种“以偏概全”的现状。但要走出“以偏概全”的圈子，思维定势对我们有一定的束缚，因此，我们必需要有一个突围的过程，能冲破重围，敢于突入禁区，然后才可能“不套用现成公式，不盲从流行的概念，”从原始史料为依据，进行不倦的纵横求索，还原历史以真实的全貌，这样的文学史才能跨进秉笔直书、传之后代的“史学”的门槛。朱德发大半生的学术生命就是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这数十年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以来的“精气神”，就精选和凝聚在这十本厚重的文集中。他代表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第二代学人群体说出了我们应该去共同努力完成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在这个突围与求索的一支队伍中，朱德发是走前最前列，他刻苦地耕耘与开拓着，他配得上做这批学人中的一位劳动模范。

朱德发常常用“使命感”这个词汇来形容我们肩负的历史重任，也正因为他有这种使命感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不倦地思考与笔耕，也是这种使命感给了他勇气和力量。他具有一个史学家应有的品性，一切从“原始资料”为出发点，从大量的原始史料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可以说，大量阅读原始史料，再加上他的上下求索和不倦钻研的精神，才会有这种勇气和力量，去冲出重围，突破禁区，取得丰硕的成果。

他已近耄耋之年，从大学有研究经历时开始，至今至少有五十多载，他所说的三十多年来研究的感言，大概是从他走出的正确的第一步算起的，是从他认真探究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为起点的，他从这些史料中明确得出“五四”的指导思想是“民主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是主要方面，因之也占有主导地位”的结论。这是他突入禁区的第一步。但是也像摸到了电灯的开关一样，使他豁亮地感到现代文学中应该探讨的问题还不在少数。从这个总体指导思想的拨正起始，他逐步循序渐进地去考虑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建构问题。于是提出了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改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新概念。

新概念的提出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刚进大学中文系时，这门学科的名称是“中国新文学史”，教科书用的是刚出版的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门二级学科后来才将名称改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但名称虽改，内容却丝毫未变。实际上就将中国1917年伊始的新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划上了等号。于是在研究中往往将放大镜去放大“正统”新文学的优点，又用显微镜或哈哈镜去夸大或扭歪“非我族类”文学的缺点，而不是以公平的态度对待现代中国的所有的文学样态，这有违于史学的真实性原则。朱德发就觉得如要研究全景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要将一元改变为多元，以公平的态度对待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所有文学样态的全景式的文学史，他觉得必须强调这一个“新概念”，于是他将“中国现代”这两个词汇颠倒一下，成了“现代中国”，意在提醒研究者要全景式地重新去观览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空与经纬，用一种“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胸襟、用一种“启蒙的永恒复归”和韧劲，还原历史的真面。

为了全景式地观览现代中国文学的名种文学样态，他提出了自己的评价标准，那就是一个原则和三个亮点。一个原则是人道主义，从阶级评判回归人本评判；三个亮点是“真、善、美 ”。这个尺度是正确地回归到评价一切文艺的正确标准。要遵循这一个原则和具体显示这三个亮点，我们的现代文学的研究还任重道远，不仅第二代学人，就是第三、四、五代……，总之，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任务，这些问题的科学的解决，要靠前人作出榜样，代代相传，作为我们和我们后辈同行们都应该为此而努力进取的目标，因此朱德发进而提出了他的“不封顶”和“不能急于进行历史的终结”等观点。的确我们对我们这个学科的“起点”、“边界”和“版图”还在探讨之中，还有不少论争，我们这个学科还在发展中。“现代”的“终点”又在何处呢？就像古代文学一样，它涵盖了数千年的历史。这些问题都应该有个说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我们不是讲的“物理时间”，我们讨论的是“文学的断代时间”，这一切的问题，我们应该都以向历史负责的精神，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怎么就能“急于进行历史的终结”呢？因此我认为朱德发的十本文集，也是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问题意识”的“问号”，正如他在文集的第一卷的“代弁言一”中所说的：“没有困惑就没有‘问题意识’，没有‘问题意识’就难以焕发学术激情，没有学术激情就不能进入研究状态，这条因果逻辑链的确是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生命驱动力。”在问题还多多地需要我们去解决的过程中，他已经作出了榜样，他在学术激情的燃烧中锻炼出这十部体大思精的经得起推敲的文集，他从“五四”指导思想的质疑中起步，然后从大量原始史料中得出在具有创新性的结论，顶着某些质疑，继续驱动，提出自己的“新概念”，力图拨正我们这个学科所存在的偏差，他为“拨正”而向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取经，提出了自己认定的评价标准，应该说他一路前行，雄图大略地正在铺出一条具有实际意义的体系性的思路；而另一方面，他作为“名师”，作为一位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他又以言传身教地正在薪火相传，以他的十卷文集，屹立文坛，传之久远。

（本文系苏州大学nb88新博唯一官网教授范伯群先生在2015年9月召开的“朱德发及山师学术团队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文章，令人深感悲痛的是，范伯群先生因病于2017年12月逝世）

 

 

 

金声玉振发清音

——朱德发的学术品格及其追求

王兆胜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朱德发教授是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这既表现在他教书育人之“德艺双馨”，也表现在他的笔耕不辍和著述等身，还表现在他身兼数职和要职，更表现在他的眼界、思想、精神、品质。正是基于这一坚实的基座，朱德发教授方能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既与时代、社会、人类发展相关，又具有自我的独创性和典范性。古人云：“大器，钟鼎之属。”又曰：“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其实，在朱德发身上外在的是其成绩斐然的学术，内里则是道之所存！这是那些只追求“技艺”和专注于“术”的治学者永难达到的境界。

一、兼收并蓄与天地情怀

现在的学术研究逐渐走向碎片化，有不少研究者甚至津津乐道、皓首穷经，去考证一些无关大紧的细枝末节。在这方面，日本学界较有代表性，而中国学界也渐成时尚。微观研究尤其是微雕式研究的长处是深入和细致，但如不能“以小见大”，做到“袖里乾坤”，那就难免走向封闭保守甚至闭门造车。朱德发的学术研究将古今中外进行融通，具有开放性、立体感、多元化的特征，有天地般的博大的情怀。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朱德发也是以“点”和“面”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从茅盾的文学思想，到五四文学初探，再到五四文学史的写作，可见其研究风貌。进入九十年代，文学史以及文学史学则成为朱德发研究的重镇，这是“线”与“面”的铺陈。近些年，关于“现代中国文学”概念的研讨，又是十分具体的问题。由此观之，以“点”、“线”、“面”作为起点与研究重点，一直是朱德发苦心经营的天地。因为没有自己的基地，所有的散兵游勇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式的研究，都会使研究成为“沙上聚塔”和“空中楼阁”。不过，与众不同的是，朱德发学术视野的开阔与思想的解放，他在自己的基地上向四面八方延展开去，从而达到了辽阔与壮丽的天地。

一是向中国传统延伸。由于中国新文学是在批判、否定传统的基础上生成的，所以将它与传统进行分离甚至割开，成为一种既定的理路和观念，直至今日，这一情况仍然较为严重的存在着。其具体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当文学研究的壁垒森严，有的甚至“老死不相往还”。朱德发与此则明显不同，他早就比较喜爱中国古代文学，后来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却一直没有忽略甚至割断与中国传统的联系。《中国山水诗论稿》和《爱河溯舟——中国情爱文学史论》就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代表作，在其他著作中也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底蕴。

二是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影响。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外，西方其他的现代思想和意识一直是朱德发学术研究的经度和维度，也是统摄其研究的核心与灵魂，因为没有先进理论指导的研究很难有真正的超越性意向。有学者这样概括说：“朱德发学术思想的立场鲜明，一以贯之地持守人文启蒙话语，执著于‘人的现代化’工程。这是他一切著述的母题，也是打开其思想大门的一把钥匙。”因为“他拿来了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卡西尔等先哲的‘启蒙’思想、‘理性’学说、‘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和‘人论’哲学，他将思想与学问有机结合起来，为重建现代中国学统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样的概括还是准确的，也是令人信服的。

三是世界性视野。朱德发有本书的名字就叫“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他在不少地方也开宗明义地阐述“世界文学”的概念与理论，这就与孤立地谈论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大为不同，因为离开了“世界文学”，中国的现代文学不可能进入世界视域，也不可能成为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更不可能为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只有在世界文学的背景和价值理念下，探讨中国新文学才不至于走向偏极，更不会南辕北辙。如朱德发提出：通过在世界文学视野中考量现代中国文学，就要看到中国是个大国而不是强国。作为研究者则要走出崇洋媚外，但又“应该持有立足中华放眼世界的实事求是的文化心态，对外来的世界多民族的思想文化、理念潮流、文学艺术都敢于放进来，从而加以比较、鉴别、选择、汲取，以充实、调整、开拓、更新我们的知识结构和理论思维，使现代文学研究不仅处在中国学术前沿也要处于世界学术前沿；同时，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更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和传媒送出去，坚决克服以往在学术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多进少出’的倾向。”这种世界性视野带来了朱德发学术研究的整体感、全局性和战略性眼光，也确立了其研究的理性自觉和学术自信。

四是大胆地吸纳各种学术新潮。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可能是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借鉴。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以系统论、信息论、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形式批评、叙事学等影响最大。以林兴宅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和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最有代表性。可以说，新的理论与方法论热彻底改变了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格局。不过，也应该承认，同生于1941年的林、刘二人当时是40岁出头，而跟随其后进行理论和方法论创新的则主要是“五零后”，而更年长一辈即“三零后”或“二零后”者则并不多见。尤其是随着方法论的退潮和降温，真正坚守和信奉西方新潮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则大不如前。然而，作为“三零后”的朱德发却有些不同，他不仅在同辈学者中，就是在比他更年轻的学人中，也显示出少有的对于新潮“理论”与“方法”的浓厚兴趣，而且这种兴趣经久不衰。这也是为什么，在朱德发的学术话语中，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样的关键词：叙事、结构、文本、主体、客体、阐释、范式、转型、原型、系统方法论、收敛型思维、发散型思维等，而且这些概念被他信手拈来、驾轻就熟地使用。可以说，生于1934年的朱德发之所以能有如此大的学术热情和成就，在学术上永葆青春和活力，与他的求新思维、前沿问题意识以及包容心态是不可分割的。当40年代甚至50年代的学人都已退出学术舞台，生于1934年的朱德发仍坚守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并不断有新作问世，不能不说与他的“求新”有关。一个学术老人始终保持学术的青春，对新的理念与方法仍保持着热烈与向往，并将之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中，这是一个成功的秘诀，更是一则谜语，没有天地之宽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五是批判和自我反省意识。朱德发的学术研究虽喜爱新潮，但并非众星捧月般地追随，也不愿成为一种时尚，而是对此保持着自己的警觉与批判意向。这与他整体研究的批判和反思精神是一致的。比如，当非理性思想大行其道时，他写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一书，希望梳理和沟沉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理性精神，因为如果没有理性精神的烛照，所谓的新文学也就无从谈起。又如面对流派研究的众所纷纭，尤其是概念使用与流派划分的过于随意，朱德发完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希望从结构和生命流动的双向互动中为流派进行定型与定位，就如同用手中的丝线固定住风中的风筝一样。最值得强调的是，朱德发对于学术包括自己的学术研究的态度，他说：“现代文学史是在不断地书写，不断地实践，不断地建构，没有一部能让大家都认可的文学史，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文学史。文学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发现，不断地被发掘，不断地被重新解读，文学史研究是感性实践，具有广大的探索空间。《红楼梦》永远也阐释不完，各种阐释都不一样，可以从不同角度，可以进行个性化、个人化的各种尝试，百家争鸣、各抒己见。文学史研究者要有博大的胸怀，要兼收并蓄，文学史研究没有绝对的真理，只能占有部分真理，不可能占有全部的真理，文学史研究者要反对霸权文学史，文学史研究者要不断发现，不断探索。”作为文学史大家，朱德发的认识是理性的，也是令人敬佩的，他将包括自己在内的研究都视为一种“探索性”和“进行时”，而不是封闭保守、自得意满和惟我独尊，反映了其百川归海、有容乃大的胸襟、气魄与天地之宽。庄子笔下的大年与小年、大知与小知之辨，说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朱德发教授的这一学术阐述就包含了这样的智慧，因为作为一己之力的个人在天地间只是一粒微尘，甚至连一粒微尘也算不上，因此，任何人包括他自己所写的文学史都“不可能”被大家都认可，所以朱先生明确表示：“我也不希望有这样的文学史。”这是有胆有识有智有慧的见解。

以仰天俯地的博大胸襟和英雄气魄，但又怀着敬畏与谦卑之心，在古今中外的联系和融通中，大胆地拿来和汲取包括各种新潮在内的优质资源，从而进入宏大的历史、现实、文化、文学、民族国家与人类书写中，这是朱德发学术品格的重要内涵，也是其所具有的理性自觉与追求。这在当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学术生态及其语境中，无疑是一个警世钟和一味清醒剂。

二、问题意识与创新精神

如今的不少研究是为研究而研究，既无目的性也少针对性，许多选题本身就是假命题，更谈不上问题意识和创新性，这就导致了研究者数不胜数，研究成果车载斗量，但复制性、呓语派和重复式成为一种时尚和学术病。20世纪中叶，林语堂曾谈到辜鸿铭，他说：“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生厌，因为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在中国的人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用英文写作，他挑战性的观念、目空一切的风格，那种令人想起马太﹒安诺德的泰然自若及有条有理地展示他的观念和重复申说某些句子的风格，再加上汤玛斯﹒喀莱尔的戏剧性的大言，及海涅的隽妙。这个人就是辜鸿铭。”在世俗眼中，辜鸿铭是个小丑形象，但在林语堂眼里却变得了不得，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有“见识与深度”，以及不随风流俗的目空一切和坚守己见。朱德发的研究往往以问题意识包括重大的理论问题为导向，其立足点在于学术创新，从而使其学术研究充满挑战性、生命力和启示意义。

紧紧围绕理论、现实问题来选题、立论和著书立说，是朱德发学术研究的中轴线，也是其主要的立足点、出发点、目标和方向。也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很少看到朱德发在一些无关痛痒甚至虚假命题上打转转，而是一针见血地抓住问题的关键，从而做到“提领而顿，百毛皆顺”和“提纲挈领”的效果。这种直接入题尤其是能抓住重要和重大的问题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避免了学术的模糊不明、冗长累赘、游离回旋以及无的放矢，也带来了学术理论的高屋建瓴、深度理解力和广泛影响力。

一是重大理论创新。朱德发学术研究的起点甚高，他一开始就突破了从阶级斗争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坚壁和怪圈，思考“五四文学的性质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问题，并以“人的文学”为切入点研究五四文学和茅盾的早期思想，这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既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蛹化和羽化的艰难选择。今天看来，用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人的文学”观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并无新奇和创新之处，因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不过，改革开放之初的政治生态与学术语境却是百废待兴，“文革”政治高压的余力仍然相当巨大，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仍进行着精神污染的大清除。不过，正是由于观念更新，朱德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开始就建立于“人的文学”的基点上，成为贯穿其学术研究始终的生命线。值得强调的是，对于“人的文学”观，朱德发并不是对周作人等人的简单搬用，而是有自己的思考与创新。他说：“我的这个‘人的文学’史观与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它们都重视个人主义，强调以个性为主，这些都是五四文学的个人本位主义的理论基础。然而，人除了个人主义和个性意识以外，还有群体主义和集体意识，只有把这两种意识结合起来的人才是完整的人，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作为人来说，人毕竟是独立的，是有个性的，但这还不够，人必须把个体主体和集体主体结合起来，才是真正完整的人。我把以这种对人的理解为基础的文学称之为‘人的文学’。”很显然，朱德发这一“人的文学”史观是令人信服的，它建基稳实、又有创意、更合乎情理，是对文学理论的一大贡献。这对于当下学界简单、支离、混乱甚至不着边际地理解人的个性及其解放，从而发展成为一种私心膨胀、毫无限制和敬畏的为所欲为，无疑是一种严正的提示、批评和反拨。同理，反观周作人的消极主义、自私利己主义，尤其在国难面前的退隐与附逆，都与他对“人的文学”的单一化理解有关，即对于“个我”的过分强调，而对于“集体”、“民族国家”的淡化甚至无视。因为当年有血性的中国人共赴国难，而周作人却在书斋里安然地写自己的小品，并成为日本人的附迎者，这样的“人的文学”也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大写”的人了。

二是学科创新意识。看一个人对学科有无贡献以及贡献大小，既不能以数量论，也不能以地位论，甚至不能将社会反响作为衡量的主要指标，而应看其是否具有学科的创新，以及到底为学科解决了哪些难题，有何突破性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最后能站住脚的，往往都是在代表性作家、重要流派与思潮，以及相关概念和理论研究中，有所突破的学者。朱德发在学科上的创新较为突出，像五四文学研究、流派研究、文学史研究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代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它突破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学科概念的复杂与混乱，在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民国文学等概念中，推出更具有包容性、生长性、科学性和久远性的学科概念，这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新的学科范畴。更难能可贵的是，朱德发在《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及《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等著作中，直接使用“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以取代之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等著述中，所使用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概念，从而在实践层面丰富了其理论创新。

三是方法论创新。由于吸收了西方大量的新的研究方法，这就为朱德发的学术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有了新的立足点和理论依据，并将之从传统的实证分析引入一个色彩斑斓的方法论世界。纵观朱德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所借鉴和使用的西方研究方法甚多，但最突出的有系统论、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叙事理论，这就为其打开了一扇扇窗户，也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如系统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对于朱德发将中国现代文学置于古今中外的纵横坐标中进行动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不论是《五四文学史》，还是《跨进新世纪的历史：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抑或是《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都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化的溯源与寻根，这是系统论方法所进行的动态式转型研究。也是在此意义上，朱德发用大量篇幅论证“现代中国文学的制导性传统”，并提出这样的观点：“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指出，每一个有机的结构系统都具有整体性、转换规律和自身的调整性，并认为‘从胚胎最初的基因团起，就通过对外环境的刺激起同化作用而演化’。文学作为特定的文化系统中的特定的有机的结构系统，它不仅有自身的整体性、转换规律和调节功能，而且直接接受文化系统的刺激或制约进行自身结构的不断调整而逐步演化。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换是个有序的动态系统，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文学自身的作出的历史选择。”他又说：“在我看来，文学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相互变奏的动态规律及其所形成的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应是现代中国文学传统深邃而丰富的内涵。这样理解，既符合现代中国文学错综多维的客体结构又切近现代文学深层的本质规律和基本的美学特征。”因此，我们很少看到朱德发孤立、封闭和单一地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另外，在不少地方，朱德发对各种西方现代派心理学都有阐述，像弗洛伊德、荣格、马斯洛等的理论对他都有影响。因此，我们也常看到朱德发研究中的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如朱德发从“意识流”角度探讨中国意识小说的审美特征，分析鲁迅的文学世界，看其独特价值，就颇有意思。他说：“鲁迅借鉴意识流的‘内心分析’、‘内心独白’、‘感觉印象’、梦幻、联想等手法，并没有像西方意识流文学那样以否定传统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为前提，他的独特贡献在于：力图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画出现代国人灵魂’这个契合点与意识流手法融会贯通起来，以增强灵魂开掘的深度与力度。因而就使鲁迅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具有不同于西方意识流美学的特点，即它对灵魂的开掘已触及到深广的社会内涵，并未展示人的狂乱或神秘心理，即使狂人心灵中也有反封建战斗的清醒理性；他没有拒斥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写意’‘白描’等手法的‘合作’，使之在剖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过程中发挥了特殊功能，这也许就是意识流艺术中国化的成功尝试。”又如从原型主题中分析中国的婚恋文学，尤其是以曹禺的《雷雨》为核心所进行的研究多有启示意义。作者所做的工作有四：一是勘探《雷雨》两性关系中的原始意象，二是揭示古今婚恋文学反复出现的原形主题，三是开掘原型主题的文化哲学意蕴，四是营构文学中两性平等的婚恋世界。应该说，新方法使朱德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受益良多，在此难以一言以蔽之。

问题意识尤其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引擎，而创新意识则是将飞机推向高天的双翼。可以说，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有洞察力和内动力，而无创新意识的研究也就很飞得高远。在这方面，朱德发有拨云见日、抟扶遥而上者的气势与能力，其基本点和法门就在于此。他是以问题意识为先锋，以创新意识为突进目标，从而达到了事半功倍之效，也获得了其学术成功的荣光。

三、守住传统与活学活用

在中国学术发展中，向西方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以及学习中应注意哪些问题，一直是横亘于学者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障壁。由于缺乏足够的清醒和理论前提，以至于许多研究者唯西方理论与方法马首是瞻，甚至出现许多荒唐可笑的邯郸学步、亦步亦趋的怪现象。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在的许多硕士和博士论文，先是陈述学界的研究状况，后是引述一大堆与论题有关或无关的西方理论，所有这些全是别人怎么说，而到了作者自己发言和阐述时，结果只来了一个个案研究。于是整个文章成为别人观点的“跑马场”，自己却几乎没有意见和观点，更谈不上突破与创新。因之，在当下的许多研究中，所谓的规范化甚至国际化有之，但模式化、类型化、流行化、空洞化盛行，从而给人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感觉。更有甚者，一些所谓的名家也围着西方理论绕圈子，名之曰阐释，实则是“我注六经”，没多少实际意义。朱德发也运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但他从不照本宣科和缘木求鱼，而是有着中国的立场、方法、价值观和审美趣味，从而使其研究摆脱了言之无物与作茧自缚的局限。

一是坚守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士子的优良传统，将文学看成新民安国的重要形式。虽然朱德发吸收了西方的形式主义、后现代解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但他从不照搬照套，更不生吞活剥，而是理性、具体地进行选择与优化，以有利于文学、文化、社会和国家发展。因之，不论西方新潮如何花样翻新，朱德发一直坚持文学的经国精神，尤其是倡导梁启超的文学功用说，那就是熏、浸、刺、提四种伟力与功用。也是在此意义上，朱德发反对价值中立，更反对所谓的价值虚无主义。以文学的“历史化”转向为例，许多人不厌其烦地探讨福柯、杰姆逊、伊格尔顿、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并用之来解释中国文学问题，于是强调文学价值的中立等成为研究者的普遍追求。有人对此进行了如下概括：“洪子诚对这种自反性有更为深刻的看法，他明确把‘回到现场’界定为一种自反性策略。由此可知，自反性在‘历史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决定了自我历史化，也决定了对象历史化。自我历史化的另一表现是‘价值中立’，也就是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提出的少作价值判断。杰姆逊强调学术研究不在于对对象作价值判断或者试图解决它的矛盾，李扬对杰姆逊的观点表达了极大的认同，吴秀明也认为文学研究应‘多描述少判断’。程光炜不仅主张研究者的‘旁观化’和‘陌生化’，而且主张‘有距离的’、‘有分寸感’的研究。‘自反生’和‘价值中立’是相互联系的，正因为主体意识到自我的历史性和有限性，才会尽可能地对历史保持客观态度和中立立场。”这一概括显然是比较看重所谓的“历史化”文学研究转向的。然而，当被问及“您是怎样看待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化’问题”时，朱德发的回答简单明了。他说：“我对‘历史化’理论与实践关注得很少。‘历史化’大概就是把文学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社会化研究。”并且表示：“这不是新的方法，无论是对象的历史化，还是自我的历史化，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化的历史主义，都是把研究对象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研究文学的社会属性、社会情怀、社会心理，这种方法对社会审美建构是有重要作用，但是忽略了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我一直认为创作是创作主体的思想和艺术结晶，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艺术，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成就主要是为社会创造审美文化，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文学史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作家，哪有文学史？”他甚至这样下结论：“我一直反对纯粹客观化的、不作价值判断的文学史书写，它是骗人的。”这样去理解“历史化”思潮或许有些简单，但却简明扼要和切中时弊，尤其是与那些陷入历史的碎片、用繁琐的理论进行检视，以及缺乏基本常识的机械式研究相比，朱德发的驳论却是清晰、明确、有力的，从而给人这样的印象：站在中国立场本位和采取活学活用的态度，来理解“历史化”思潮与文学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朱德发比洪子诚等人更有价值。而所谓的以“历史化”研究文学及其书写文学史，不能说毫无益处，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是一种兜圈子式研究，并陷入研究的异化状态。因为所谓的不作价值判断，既不可能又是缺乏常识的误判，即朱德发所批评的“它是骗人的”。因为许多研究的可悲之处在于：貌似新颖和深刻，实则是一种盲目的过度阐释，并无多少价值和意义。

二是基于第一手资料尤其是细读作品后的“论从史出”，而不是从理论中来的随意猜度。目下中国学术研究的最大困境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虚假研究和骗人研究。更多的研究者往往紧紧抱着西方理论大快朵颐，还有的研究者不看作品、更不要说细读作品，不少研究者选题以电影、新媒介为主，这就造成了研究的理论满天飞，而不见作品支撑的怪现状。其研究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创新性就根本无从谈起！朱德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首先基于大量史料的充分准备，以及长期教学过程中的条分缕析，加之他的好学深思、博览群书，于是使其研究建立于坚实的基础上。《五四文学史》是如此，《中国文学流派论纲》是如此，而对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作品的细读也是如此，这样才能走出盲区，得出正确的结论。如周作人曾表示：《封神榜》、《西游记》、《聊斋志异》和《水浒传》等是“迷信的鬼神书”、“妖怪书”、“强盗书”，这是在“人的文学”观念下，周作人被遮蔽的结果。而朱德发则认为：“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观，倡导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学创作，这对五四时期的人的解放潮流是有促进作用的。然而，周作人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是‘非人的文学’，我是不同意的，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也是‘人的文学’，只是它没有明确提出或者强调个人和个性。你能说《西游记》是非人的文学吗？比如孙悟空，它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典型形象，它是一只猴子，但也表现了很多的人性，它是个性主义的化身，它的个性特别强，它的反叛精神也是如此。中国古代文学也是以人为本位的，只是人本与民本和群本思想结合在一起，在理论上没有提出个人主义和个性精神而已。”看来，包括周作人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大家都容易被“理论”遮蔽，让自己的观点发生变形，甚至与常识偏离，更不要说那些不精读作品，忽视资料与文本的重要性的学者，其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朱德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喜爱新潮的理论与方法，但对之并不迷信，而是基于对作品的鉴赏与审美，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常识和基本的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进行思考与反思，在批判意识的前提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是以中国的审美方式烛照西方的理性思辨。现在，有不少人的学术研究有瞒天过海之嫌，即是说许多研究者无论懂不懂、解不解，都生硬而大胆地论说开去，有时达到了“纵横驰骋”和“纵横捭阖”的程度！殊不知，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要真正达到吸收和借鉴，还需要作很多工作。第一，要弄清楚其历史文化传统；第二，要梳理其时代背景与理论语境；第三，要明晰其思潮流派与理论发展脉络；第四，要研究其代表性人物及其观点；第五，要真正做到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第六，要在打通语言关碍后进行转化。这颇似吃满汉全席，一个善于养生者不是将全部饭菜吃下去，而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择其精华为我所用，并经过长时间的消化和吸收，然后方能产生能量。理论的借鉴和吸收远非饮食这样简介和直接，它中间的复杂性和困难更是超乎想象！然而，当下的许多研究者包括影响甚大的一些学者，将这些复杂的环节都简化了，拿来似懂非懂的拙劣译本，断章取义地抽取自己所需的内容，然而进行套用，于是写出不知所云的所谓学术论文。即使是那些从原本开始借鉴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理论到底有多少理解，也是值得存疑的，更不要说盲人摸象式的用头脑“硬抠出来”的所谓理论，其价值几何更是值得重估。朱德发非常注重向西方学习，因此他特别强调理论和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并由此对鲁迅的逻辑思维提出异议。他说：“我们中华民族理性思维比较差些，感性思维、直觉思维、灵感思维还是比较发达的，这可能是由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代的熏陶、一代代的积淀所形成的这种思维惯性。中国人思辨能力比较差，理论的建构能力比较差，甚至鲁迅先生都没有一篇具有思辨性的、成体系的论文，如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他获得的一个一个的判断，一个一个的结论，非常的徒然。判断是如何获得的，应该有个思维的过程，必须通过大量的事例、大量的史料，自己通过思辨，最后才能获得，才能建立自己的一个学说。鲁迅先生的判断，没有表现这一思维过程，不能建立自己能经得起推敲的思想体系，需要通过我们的逻辑思维，需要我们的思辨去串起来，他没有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在此，一面说明朱德发对于西方理性、逻辑的重视，也表明他自己向西方学习的方向。这也是朱德发学术研究极富理论思辨色彩的要义所在！不过，另一方面，不能简单用西方的理论思维来否定中国的直觉与悟性，就好像不能简单用中国的心灵感悟能力否定西方逻辑的价值一样，二者应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但有一个前提是：不能将自己的优势抛弃，而将别人的劣势拿来并视为珍宝，这是文化交流与选择的大忌。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就是这样做的：自己的心灵感悟能力丧失了，将西方的理论不加分别拿来，进行东拼西凑，结果学虎不成反类犬。朱德发学术研究的长处是：既注重学习西方的理性思辨，这让他的著述充满理性力量；又不放弃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并以之烛照西方的理性，从而起到点染、点燃和点化之功。因之，朱德发研究的理性思辨有如下特点：诗性精神、心灵参悟、常识的力量、中庸的价值观、口语化风格、朴素的色泽、拙朴的厚重，所有这些与中国文化与文学都不无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中有一节是“一个极为活跃的生命流体”，题目本身就富有诗性，而其中有这样几段话，从中可直观朱德发理性思辨被传统审美文化照亮的特性。

文学流派所具有的动态性已标示出它并非是个超稳定的审美结构，故动态性则应是文学流派的基本特征。这就决定着文学流派的生命在于流动，在于嬗变。如果作静态考察，我们尚可把握住每个文学流派审美形态和艺术风格的相对稳定性；如果作动态审视，我们便会发现文学流派始终处在嬗变中，它们是一群极为活跃的生命体，似乎其生成消失既无规律可循也无规范约束，这种嬗变性越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轨程中越是显得突出。

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历史是一部永远活着的生命流动史，文学流派则是其中的极为重要的有机组织部分，它以不断更新的姿容装扮着文学的大千世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流派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条件下，和整个文学系统演变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群体的自觉或不自觉的组合，它的变迁起伏是文学发展总链条上的最活跃的一环，虽然它的出没是文学发展中的一种带规律的现象，但是它又以非自觉、非人为、非组织的自然组成形态为多数。

矛盾就是生命，生命在于运动。由于文学流派在矛盾中生成又在矛盾中发展，在运动中分化又在运动中组合，致使它成为文学母系统中极为活跃的充满生命力的子系统。正是这种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给予创作主体及其所属的文学流派以盎然的生机，实质上这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内在活力。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以长句子为主、注重严密逻辑的理性表述，有绵密悠长但又准确有力的特点。不过，其中并不见佶屈聱牙的欧化倾向，更不见时下不断引述经典表述的习惯，而是气势磅礴、清晰明亮、诗意盎然、心花怒放、悠然自得，是一种生活和生命绚烂之后的平淡的诗。尤其是“流动”、“姿容”、“盎然”等诗眼的运用，一下子将文学流派之“生命的流体”渲染得如同悬崖一枝花一样浪漫，给人以穿透文学研究后的欣悦！学术研究当然需要理论，需要深刻、缜密的逻辑与推论，但如果只剩下所谓的理论而无诗性的智慧，理论就极易成为一些裸露的硬块，成为一些名胜景游道路上的荆棘与乱石，从而使文学研究进入歧途甚至异化状态。这对中国学人来说显得尤其重要。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好的学术研究必须对世界和人生有所参悟，对天地自然的大道有所理解，至于以何形式表达，那要看具体的情况和语境。当然，理想的学术研究应该是：既有西方人的大脑，又有中国人的心灵。[1]是理性与心灵的融通、化合与再造。

朱德发的学问做得大气，由此也成就了他的大器之才。不过，在朱德发的学术人生中还有一点至为重要，那就是超乎寻常的对于学术研究的兴趣与热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真学者”就要将学术研究当成自己的“生存方式”，并“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2]这是汹涌澎湃于其生命之中的一股暖流，这与那些将学术作为晋升之阶的学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朱德发这里，学术已成为他人生的全部。而正是在学术与人生的双向互动与融通中，朱德发进入了一个忘我的天养的境界。像一座古朴沉实的钟鼎，朱德发的学术人生发出清亮悦耳的鸣响，闻之令人有清扬悠远之想。

（作者简介：王兆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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