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们山师中文系1959级开设起现代文选课。第一位登台的，好像就是查国华先生。他选讲的第一篇文章，则是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记得先生一登台，座下诸生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叹：口粮如此稀少，怎么会有这样白白胖胖的老师？先生一开口，又是一片压抑不住的惊呼：一口标准的京腔，吐字圆润，字词之间的间隔是那么明显，语调的抑扬顿挫，又是那么讲究：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可能是这篇文章实在太难理解，也许是我生性鲁钝，先生讲得那么明晰，我却依然有若干问题未能了然。下课后，便尾随先生送他回教研室，一路不停地叩问。也许是那时的大学生很少有如此“礼贤下师”的“壮举”，我这背时的举动，不但得到先生格外的解析，而且他从此就记住了我这个又矮又瘦的学生。我从那时起直到毕业，就没有胖过。1963年毕业时查体，21岁，身高1.71米，体重88市斤也。
1964年10月，康生出面发动了全国性的“大批判”高潮，电影《早春二月》等首当其冲。批判《早春二月》的活动，主要在省城济南举行，我所在的泰安是没有这样的资格的。那时，我已经开始转教现代文学，向母校的现代文学教研组诸位先生请教的次数较多，他们也就不断给我学习的机会。一天，学校传达室的工友转告我，说山师中文系的老师来电话，让我周日上午10点前，到济南12马路红星电影院参加“革命活动”。在影院门口等我的，正是查国华先生。他把电影票交给我时，意味深长地说这是老师们特意给我争取的票子哦，机会难得，好好看看！那时好像还没有录音的技术，电影开始前，就是已经完全沙哑的一个女性的声音，在高声地反复地机械地念诵着批判的文稿。电影开始了，我即刻被完全迷住了，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电影画面，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镜头化的人生！1960年，文学概论课的老师们曾带领我们把学习内容变成对巴人“人性论”、对钱谷融“文学是人学”、对李何林“近十年里文学艺术的一个小问题”的批判；但这些批判“人性论”的“预防针”，立马在电影感人至深的场景前全面崩溃！我还好，尚能基本克制自己；但身边国棉三厂的女工大姐们，本来应该觉悟更高，批判意识更鲜明强烈，不料这些“大批判”的“主力军”，却鼻涕一把泪一把哭得一塌糊涂，手绢湿透了继之以衣袖。尽管耳旁那沙哑的声音一直在作孽。我这才稍稍体悟到查先生“好好看看”的一些深微的命意。
1978年寒假，查先生给我写信，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院正在北京联合编选一套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史料，有论文选，有作品选。北京的老师们还邀请了若干同行，一起参与讨论。如果愿意去旁听，他可以带我同行。于是，我跟从老师，住进了北京师院的招待所――好像是在二龙坑路吧？我那时尽管求知欲非常强烈，但因为距离这种高水平的研讨太遥远，诸多著名高校先生们的发言，又每每欲言又止，我不大能够吸收消化。晚饭时，查先生说要去访问几位作家，问我有没有兴趣同行？我的高兴，是不言自喻的。于是，我有了初识冰心的光荣（见拙文《初识冰心》），有了拜访臧克家的机遇（见拙文《送臧老乘鹤西去》），还有了访问曹禺先生的幸福。那时曹禺先生的“问题”好像刚刚解决，住房还没有“落实”。我们是在一间招待所的房子里有幸见到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的。他女儿万方招呼我们进门后，就退到里间。外间大概是会客室。有一张塑料桌面的四方桌，不大，四、五个红色的圆凳，也是塑料做的。曹禺先生很谨慎，对于查先生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没有正面回答。神情又非常疲惫，面部有许多深褐色的“老人斑”，两手好像都没有合适的安放之处，不时掏出手绢，擦拭厚厚的镜片……。
那时北京的公共汽车，也已经人满为患。北京的天儿忒冷，一到天寒地冻时分，人们几乎都用棉猴、大衣之类把自己包裹成大棉花包，有限的空间，就更显得拥挤。于是我和查先生约定，谁靠近售票员，就谁买票。没有想到回校报销，却成了问题。我们学校负责差旅费报销的老师，从我的票据中查出有4张共两组编号连续的公共汽车票，大义凛然地发问：你一个人出差，为什么同时买两张票？我说是与我的老师同行，更多的票，还是人家买的……。但看到那义愤填膺捍卫国家财产的正义神情，我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默默地从已经黏贴好的票据里撕去了有连续号码的两张，为学校当然也是为国家节省了人民币1毛钱。
我奉调到青岛后，关于查先生的信息日益稀少。一天，忽然有位女老师来访，说她是查先生的学生，并给我看先生的手札。不错，正是退休多年的先生为他多年以前的研究生写的“介绍信”。原来先生听说我在青岛大学中文系主持过一段工作，就介绍这位不愿继续任教边陲、希望回山东老家工作的老师来求职。这位老师，已经取得博士学位，而且有可喜的研究成果，年龄也正合适，完全符合学校规定的进人条件。但现代文学学科已经没有名额，问她是否愿意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她答曰完全可以，在新疆就曾经担任，还有一定的经验云云。我于是给先生复函，感谢他为新建的学校推荐人才的美意。但这位老师在青岛大学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就又调动了工作单位和城市。查先生听说后，还曾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表示歉意。因为我也有过调动工作的经历，深知其中的坎坷，就回答先生，说千万不必过虑，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优秀的人才在这里留不住，倒是青岛大学应该反思的事情云云。
我退休后，长期蜷伏海隅，又兼山长水阔，先生的消息是越来越稀少了。但现在无需怎么屏息凝神，就依然能够见到白白胖胖的面庞，听到抑扬顿挫极其明显的语调。那善于提携后进的博大胸怀，在这个一言难尽的世界里，就显得特别珍贵，更加值得后辈如我者努力学习和发扬。
以上拙文，曾经发表在2014年10月22日《齐鲁晚报》，略有删节。中午听到查国华先生驾鹤西去的噩耗，心中五味杂陈，不知何以自处。纠结纷乱间忽又想起这篇过时的旧文，并且希望能够在母校追悼查先生的网页或报章上完整地刊布――一个五十多年前的老学生的真实回忆，或许是对先生的别一种追念吧？我们那一届学生共4个班240人，如今还存在并可以执笔者，委实已经不多，而且越来越少了！岁月无情，星移斗转，对往事的追忆，对恩师的感戴，遂益发珍贵也益发沉重起来。
西天遥远，长途漫漫，惟愿吾师，一路走好！
2016・2・17, 夕阳西下
作者为我校校友、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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