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钱欢青
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尤其当这个人已经走过岁月沧桑，在时代的洪流中留下了刻骨的生命印记。经过时间的沉淀，他的人生经历本身，便是我们理解历史和时代的一把钥匙。
4月21日，夜晚的山师大长清校区书香宁静。82岁的老教授宋遂良先生来到一间阶梯教室，开始用他带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讲述“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道路”。宋教授精神矍铄，动情处激情澎湃，历史和人生，在他的讲述中交汇成一片令人动容的生命风景。
他的开场白是：“我出生于1934年，亲身经历了很多事，到了这个年纪，我不能讲假话。”
亲眼看到日本人的飞机从头上掠过
宋遂良先生1934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童年和少年经历了抗日战争。他的讲述从抗日战争开始：“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亲眼看到日本人的飞机从头上掠过。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大人的裤缝里看出去，日本飞行员戴的镜框都看得清清楚楚。那飞行员前面好像还有个钟，俯冲下来的时候‘当当当’地响，很吓人。每次日本人的飞机一来，我们就躲到床下或者桌子底下，心里默默念着‘观音保佑’。”
轰炸之下，宋遂良也遭遇了生死一瞬，“有一次炸弹落在我所在的地方，炸弹崩起来的石碴打到了我眼睛的一角，要是这石碴的角度稍微再偏点儿，后果将不堪设想。”
说到日本人的侵略，中国人所受的伤害，宋遂良至今情绪激动，“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的耻辱，1938年到1943年，日本人出动9000多架次飞机，对重庆进行了200多次轰炸，有一次因为防空洞堵塞，一千多男女老少被活活憋死在里面！光清理尸体就清理了一天一夜。那时候，我们的小学老师讲到我们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受的欺凌、压迫，讲到日本人对我们的侵略，情绪激动，听得我们也捏紧拳头，咬牙切齿，愤怒无比。”
步行120多里从浏阳到长沙去上学
1949年7月，浏阳解放。15岁的少年宋遂良见到了解放军进他们村的情形：“解放军穿得很差，上身穿着黄色的衣服，下身穿的可能是黑的，也可能是蓝的，看起来像游击队，他们是‘四野’的部队。我还记得当时一名解放军在村子里跟村民说，‘老乡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毛主席的队伍。大叔大娘们，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紧接着，当年的8月4日，长沙解放。已经念完初中的宋遂良约了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打算去长沙求学，“从浏阳到长沙，120多里地，我们整整走了一天，渴了喝凉水，饿了偷点地瓜吃”。到了长沙，住在学校里，睡在教室的课桌上，“蚊虫很多，身上盖了纸也不管用”。受革命潮流和革命气氛的感染，1949年9月底，宋遂良进了湖南人民革命大学。
毕业以后，因为当时特别缺知识分子，宋遂良就当了部队的文化教员，此后又整编进入空军，在部队让他有机会了解了很多革命往事，“有一次我问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问他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么艰苦，过草地爬雪山的，是怎么坚持下来的，那老红军没什么文化，朴实地回答我，‘就是因为回不去了，白狗子把老家的房子都烧了’。还有一位连长也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个战斗英雄，拼死过四个鬼子，我问他和鬼子拼刺刀时都想些什么，他回答得也很直接，‘什么也不想，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刺刀尖上’。我还见过一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因为受伤、受冻而双腿双手都被截肢的战士，我们去慰问他，看他在床上用嘴翻着小人书看，他看到我们，还说‘对不起祖国人民，我没有完成任务’。还有一位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营长，见了罐头就恶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在战场上吃空投食物，有什么吃什么。有一次空投了一批罐头，大家很高兴，但吃了两天，就吃不下去了，但是为了保存体力，战士们都强逼着自己吃。那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只有集体没有个人的时代，1950年，我们真是满腔热血地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上朝鲜，要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为国牺牲。”
宋遂良说，部队生活给自己的一生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让自己一辈子养成了不懒散、不怕苦、不�嗦的习惯。那个激情昂扬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宋遂良觉得对现在的年轻人依然有启示意义，“那就是我们在考虑现实问题的同时，能不能先想一想，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从做人的根本上去考虑自己的前途。其实一个人的快乐，更多的是来自精神而非物质。”
年轻人应该有大视野追求大聪明
1956年，宋遂良考入复旦大学。人生的经历又发生了重要的转折，“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及至后来的‘文革’，经历了一系列的运动”。
宋遂良说，大跃进要赶超英美，全民大炼钢铁，每个学校院子都要架起炉子炼钢铁，“一夜之间，上海所有的铁门，所有马路上的箅子全都拆了去炼钢铁，小学生低头走路捡钉子。农村把铁锅都砸了炼钢铁，吃大锅饭。当时叫‘鼓足干劲干活，放开肚子吃饭’，结果到1959年底，开始挨饿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遭遇了巨大的损失。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停课十年，发生了很多荒诞的事情。”
宋遂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拨乱反正的，所以国家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到现在，还可以看到随大溜、瞎起哄、不见得人好等等劣根性，我有时候看自己以前写的文章，都很惭愧。我在部队的那几年只读了一些英雄模范的故事，没有系统地读书，浪费了很多时间。人应该多读书，读书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人应该追求精神上的无比快乐。‘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人发愤之所为作’。我们的理想应该高尚一点，应该多考虑怎么做对人民更有利。一个人替自己想得太多容易变得狭隘，容易挫伤他生命的潜力。所以，首先要把做人的基本方向搞清楚，至于具体干什么，反倒是次要的。我们不要追求小聪明，要追求大聪明，要有大的历史的国际的视野，要追求民族和人类的大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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