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泰山文明论坛“文化中国与文明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欣
文化的归属与认同，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的竞争与对话中保持生机活力和独立性的根基；文化的发展取向，决定了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发展洪流中进步空间的拓展。在当今世界多领域日趋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化的民族认同和发展方向，成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2016年11月19日，由山东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山东师范大学nb88新博唯一官网、济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哲学学会、山东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五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四届泰山文明论坛：“文化中国与文明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与会者各抒己见，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展开了文化问题探讨。
一、“文化中国”概念之阐释
“文化中国”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末由马来西亚侨民提出的一个概念，后被引入学术领域，经傅伟勋、杜维明等人的发展和倡导，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关系，为什么“文化中国”最早是由海外人士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解答构成了对于“文化中国”命题本身的思考阐释环节。在命题阐释中，研究者的论述可以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和价值概括：
首先，“文化中国”的综合性、包容性。魏建（山东师范大学）分四个专题介绍了今年在加拿大召开的“‘文化中国’温哥华学术研讨会”的情况。他结合参会的体会，指出了“文化中国”的综合性特征。一方面，“文化中国”不仅属于中国，从命题的提出与影响的范围看，“文化中国”诞生于海外，并且在海内外获得广泛的关注和响应；从命题的含义拓展与诉求看，“文化中国”的讨论旨在开掘传统文化，吸收当代多元文化，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文化中国”存在于不同的学科，从温哥华学术研讨会的情况看，讨论的议题包括了中国文学、当代美学、城市发展、文化演变等多个学科类别和研究领域。因此，对“文化中国”内涵的把握和丰富，跨学科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涂可国（山东社会科学院）、邱楚媛（北京大学）等介绍了杜维明“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三个圈层”说，从构成群体的角度指出了“文化中国”的包容性。“三个意义世界”包括了中国大陆、港台和新加坡的汉语文化圈，散布于世界的华人社会，以及与中国无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从事汉学研究或长期与中国文化圈交往的他族裔人士。可以说，杜维明拓展了“文化中国”的外延，也深化了“文化中国”的内涵，包容和吸收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发展参与者的加入，同时也吸收了更多他者文化的视角和思想，来重构和完善“文化中国”的价值图谱。
其次，“文化中国”的民族性、稳定性。杨存昌（山东师范大学）认为，理解“文化中国”应把重心放在“文化”上，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中寻求文化的灵魂和根本，找寻中国文化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深层原因，并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局面中弘扬其核心价值。王立鹏（山东社会科学院）、刘宗贤（山东社会科学院）等结合自己国外生活经历提出观点。刘宗贤认为，“文化中国”是照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命题，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并且其文化主流一直延续下来。同时她还指出，“文化中国”这一命题为什么由海外侨民最早提出，这是海外华人寻求精神归属的必然结果，这一命题以其独特的民族气质和内涵，因而可以得到广泛的认同，成为海外“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王立鹏指出，中国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习惯，具有极大的稳定性，面对今天多元文化的碰撞，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有力冲击，我们要有文化自信，要以开放的心态走出国门，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以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
第三，“文化中国”的理论品格与现实发展性、实践性。邱楚媛（北京大学）通过梳理杜维明的思想历程，通过“文明对话”“精神性人文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命题的阐发，介绍了杜维明“文化中国”的理论意义和现实诉求。杜维明从儒家的人文精神立场出发，主张各文明之间展开平等的交流对话，特别是与西方的现代理性形成对话，超越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寻求共同的价值追求。邱楚媛说：“通过文明对话整合现代性中有益的成分与儒家传统中优秀的精神力量建构一种新人文主义，以应对现代性的危机，这就是近二十年来杜维明先生孜孜不倦阐发的‘精神性人文主义’。”这种“精神性人文主义”要求主体的内修外达，既能遗世独立不被外物异化，也能联系实践“提高处理外在世界的能力”，将人的发展提上更高层次。在现实指向方面，杜维明旨在通过“文化中国”的强调，强化知识群体的社会担当意识，即认识到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修身，不止于道德的自我完善，而是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社会责任。涂可国（山东社会科学院）认为，“文化中国”是思想、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范式，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标志，也是维系各方面人士的精神纽带。他从文化战略的角度提出应牢固树立“文化中国”的理念，从理论探讨和实践活动等方面，完善范式建构、弘扬中国文化。在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方面，涂可国认为，在比较意义上“中国文化”是一个实体性概念，而“文化中国”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代表一个过去时，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怀念；一是代表一种动态，致力于重构和维护中国文化形象，展现中国文化的品位，勾画未来中国形象。杨存昌也强调“文化中国”的发展性、实践性，他认为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化中国”应该是动词性的未完成式，我们要通过文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把全新的中国的文化形象树立起来，这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
可以说，“文化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命题，从提出到取得广泛影响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魅力，表达了海内外炎黄子孙以及对中华文明报以热情的各族裔人士对于中国文化的归属与认同；作为一个学术命题，长久以来的探索和思考反映了研究者在对中华民族文化命脉的深刻思考中，寻求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特质和深层价值、探索中国文化新的建构的不断努力。
二、中国文化“灵根”之探索
“文化中国”的归属力、向心力，除以上学者论述的得自于海外侨民的生活背景和精神取向外，最主要的还在于作为母体和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感染力、凝聚力。作为“文化中国”主词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实体，但它却担当了文化的力量来源和精神倚靠，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与会者就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具有永恒的魅力，能够成为维系海内外儿女的精神纽带的“灵根”，分别从总体研究或不同视角进行了探讨。
从文化总体展开探讨的研究者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地位，注意把握传统文化的特质。涂可国（山东社会科学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中国”的孕育母体、构成核心与魅力基石，因而“要构建完善‘文化中国’范式，就必须弘扬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杨存昌（山东师范大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大河文明、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谐思维、写意艺术的综合背景下形成的和谐文化，这种和谐文化的内在诉求是强调“以他平他”的和谐思维方式，追求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等方面的和谐统一。因而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审美文化。他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着眼于物文、人文和艺文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质。谢祥皓（山东社会科学院）从对历史文化研究中“疑古派”的反对入手，通过搜集多种典籍材料佐证，论证了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伏羲氏存在的可信性。他认为伏羲开创了中华民族的认识史，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精神，即从“日月为易”的基本认识出发，使阴阳观念成为认识客观世界的根据基础，由此落脚到天地水火风云等自然万物，形成了以认识客观世界为目的的文化传统。与之呼应，王立鹏（山东社会科学院）也强调了中国文化具有着超强的唯物性，并且他指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心骨”，千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思想具有着深远的影响，即便是深受西方影响的五四学者，也不自觉地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产生了“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文化现象和文艺景观。
从不同视角和不同领域切入中国传统文化探索的学者，主要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一个方面或某一领域的表述方式和表现特征。王其俊（山东社会科学院）结合自己所从事的孟学研究事业，从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社会思想、仁政思想、民本思想、比较研究等多个方面介绍了当代中国孟学研究，系统地挖掘了中国孟学思想，勾勒了孟学研究的宏伟框架。冯晨（山东省委党校）对《中庸》之“诚”范畴作了研究，从“诚”的“自明性”角度，说明了天道变化的内在动力与人道成就的自觉性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诚”是天道人心统一的基础。这一阐释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尚“诚”观念的思想基础。梁宗华（山东师范大学）以《汉书》为切入文本，分析了在忠君爱国的儒学理念影响下，班固对忠奸两类人物形象及其不同方面表现的刻画。她认为班固塑造的这两类人物形象极具典型意义，即可以作为窥见班固崇尚正统、立足仁政、强调礼制思想的门径，又具有为后世史传文学忠奸类型人物塑造树立典范的重要意义。韩宏韬（河南科技大学）从门阀与反门阀的政治斗争的角度，全面分析武周时期的科举改制的背景、原因和表现特征，指出了这一科举改制边缘儒学的“去儒化”色彩。他认为这次科举改制的文化意义在于，在精神层面打破了儒家的独尊，为儒、道、佛三家兼容并蓄的文化局面的形成，为社会个体精神世界的独立开拓了空间。孙丽君（山东财经大学）以现象学为视角和方法，对“中国式悲剧艺术”进行了学理分析。中国式悲剧的特点，表现出诸多与西方悲剧形式相悖的特征，如强化民众的自我肯定、着力描写小人物的苦情、强化善恶有报的团圆结局等。孙丽君认为，突破认识论的审视角度在现象学的视野中，中国式悲剧是一种典型的悲剧。她从现象学视角对中国式悲剧产生和存在的深层根源展开了追问，认为中国戏剧发展中俳优文化的主导意识，导致了作品过分注重娱乐价值、强化对观众的情绪感染。中国式悲剧的美感本质在于人们在苦情中获得对自身有限性的领悟自我与构成自我的本体条件的和解。
“文化中国”的根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悠久的历史积淀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品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灵根”之探寻，既是对中国文化魅力之源的深度追寻，也是对当下文化发展寻求精神归属和思想依据的重要努力。
三、当下文化发展、传播问题之探索
文化是思想的也是实践的，是传承的也是发展的，是自我有效的也是传播交流的。文化的实践性品格决定了它的“及物”价值，即在当下的现实生活和文明发展中具有实际意义。文化的“及物”价值，印证了把握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定位好文化的思想归属和发展趋向的重要性。文化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在满足自我有效性的基础上，不断地展开传播、推广和交流。研讨会上，大家就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问题展开了讨论。
文化的存在与发展问题是关系文化生存和持续生存的重要问题。张友谊（山东省委党校）将文化与哲学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审视文化的发展，要依据哲学辩证的方法和视角，要注意把握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为我们定位文化的是非功过和价值高低提供了依据。颜景高（山东社会科学院）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西方世界秩序的建构和推广取得了巨大发展，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既不能脱离全球化的发展现实，也不能简单接受西方的建构模式，我们要在中国优秀传统自我更新的基础上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卢衍鹏（东南大学）借鉴“常识哲学”的思想逻辑，认为“文化中国”的落实，要注意将核心价值融入主流文化，通过建立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契合，实现核心价值的大众化。这种将核心价值以常识哲学的方式讲述出来的策略，目的在于获得人们对核心价值的普遍认同，形成大众在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中的自觉实践。此外，鲁春晓（潍坊学院）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入手，分析了我国在“非遗”开发过程中存在“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并存的问题。这里“公地悲剧”表现为“非遗”领域中的产权虚置或产权不明，导致不计后果的过度开发或破坏性开发，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反公地悲剧”表现为“非遗”产权的“碎片化”“隔离化”造成拥有不完全产权的单位之间的牵扯，导致资源闲置或浪费。他主张采取明晰产权厘定、多元主体联席管理、完善产权流转市场等策略，解决“公地困局”，合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陈进武（江苏第二师范学院）考察了近些年青春类型电影的叙事模式，指出了这类青春电影存在的类型化、同质化、将青春标签化等问题，分析了青春电影作者针对特定年龄的观众群“专属定制”的现象。他认为国产青春电影有限价值就在于展现了追悔与不悔的伦理悖论，青春电影的发展需要在现实与怀旧的双重建构中，开拓发展更加成熟的叙事形式与创作观念。
文化的传播，是将一定群体的文化价值推广到更多的群体之中，以其获得更多的文化认同。刘佳（山东大学）认为，自媒体时代的“微传播”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助推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可能导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性质“复杂化”、内容“庸俗化”、传播“碎片化”等问题。运用“微传播”要注意“扬长避短、守正出新”，包括创建健康的自媒体平台、完善传播的格局和方式、在传播中注重将传统文化与时代价值相结合，以此来规范优秀传统文化微传播。李然忠（山东社会科学院）分析了万达电影产业的商业逻辑，并从万达电影商业模式思考中探寻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他认为万达电影产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搭建了制片、发行、院线、衍生品完整的商业链条。这一过程是通过并购，特别是对国外电影公司和院线的并购完成的。这样纵向产业链条的搭建，同时完成了横向上区域范围的扩张。他认为，通过并购实现文化企业“走出去”，对我们的文化传播具有启示意义。此外，从传统文化传播渠道意义上，文化作品的出版发行是文化传播的基础。丁少伦（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赵志坚（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从文化出版的视角提出了文化发展与传播的思考。丁少伦指出，文化作品的出版需要统筹知识性、学术性、可读性与独创性。赵志坚也强调要打造传统文化图书品牌、打造面向大众的精神读本，需要在选题策划、作者选择、营销宣传、系类延伸、版权输出等多方面做好工作，最根本的是要把握图书的原创新、时代性、话题性、趣味性，创作出文化传播的精品。
总之，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是紧密联系的，“文化中国”的构建离不开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把握和推进发展。从这方面来讲，这次研讨会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这还只是文化探索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如今，无论是对“文化中国”的营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原还是对当下中国文化发展探索，都尚是一个“在路上”的状态，仍有待于更多学者继续深入地追问、思考、探索和实践。
（刘欣，山东师范大学2016级文艺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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